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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韦伯看着她。他想起来了。2025年欧冠决赛后,他把那件球衣叠好,带回了波鸿,锁在母亲家的旧衣柜里。没有裱起来,没有捐赠,没有任何仪式。他只是觉得,这件衣服应该待在波鸿。



    助跑,推射。球贴着立柱滚进。



    “莉娜。”他说。



    他把球衣带回工坊,递给莉娜。



    “你先练一百个右下角。”韦伯说。



    韦伯想了想:“点球当然好。但不是点球也行。”



    他摸了摸自己的嘴角。确实在笑。



    她脱下自己的球衣,露出来里面那件旧旧的球衣——转播镜头给了球衣背面一个特写——weber,号码9。

    “她要去哪?”



    韦伯低头看他。小男孩七岁,跟他当年初遇伯格曼时差不多大。



    韦伯沉默了几秒。“你怎么知道我有?”



    “韦伯叔叔。”她笑了。



    比赛第63分钟,德国队获得点球。莉娜抱着球走向点球点。她在心里默念:右下角。



    最里面,一个无纺布防尘袋里,叠着那件拜仁9号球衣。深红色,印着“weber”,号码9。袖口有一点起球,领口内侧有一小块褪色——那是那场欧冠决赛的雨水和汗水一起渗进去的。



    但他觉得那个影子在笑。



    莉娜接过球衣,展开,看了一眼,然后叠好,抱在怀里。“我会还你的。”



    小男孩眼睛亮了:“那我以后也能去踢世界杯吗?”



    “然后呢?”



    他转身走进暮色,步子不快不慢,膝盖不疼了。



    韦伯站起来,膝盖响了一下。他说:“你等一下。”



    他五十二岁了,头发半白,膝盖换过一次,但站在点球点前示范的时候,右脚推右下角还是一样精准——只是弧度比以前低了一些,球速慢了一些。



    不是平行世界的欧冠冠军。不是十四岁就遇到伯乐的天才。只是一个普通的、踢过职业足球的、现在教孩子踢点球的老头。



    2038年夏天,波鸿。



    “你还踢右下角吗?”韦伯问。



    莉娜说:“我想穿着它踢世界杯。”



    “去踢世界杯。”



    “借什么?”



    韦伯点了点头,像老师听到学生考了满分但不太满意的样子:“那还行。”



    莉娜首发出场,身穿9号球衣。



    “然后你就不用问我了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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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不是那件。”莉娜摇头,“是你2024年在拜仁穿的那件。9号。欧冠决赛点球大战你罚进第一个点球穿的那件。”



    莉娜这次来,是来道别的。她入选了德国女足世界杯大名单,即将出征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举办的女足世界杯。临走前,她想问韦伯借一样东西。



    ————



    他看着那个影子。



    他开车回母亲家——母亲已经不在了,房子空着,但他每周回去打扫一次。旧衣柜在二楼卧室,门板有点歪,打开后里面挂着几件旧外套和一条围巾。



    “你在圣保利穿的那件球衣。”



    几周后。世界杯小组赛,德国对巴西。



    韦伯的点球工坊已经开了快十年。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,西红柿地每年都丰收,门口的锤子雕塑被摸得锃亮。



    工坊里安静了一会儿。几个孩子停下踢球,看着他们。



    莉娜走后,韦伯站在工坊门口,看着她的车消失在街道尽头。一个小男孩跑过来,扯了扯他的衣角:“韦伯叔叔,那个姐姐是谁啊?”



    “不用还。”韦伯说,“穿着它进球就行。”



    莉娜笑了:“点球?”



    “一个很久以前在这里学踢球的小孩。”



    韦伯愣了一下。“那件球衣很旧了,而且不是我的——是租借期俱乐部发的,退回去的。”



    莉娜·舒尔茨,波鸿本地人。十五年前,她七岁,是韦伯点球工坊的第一批学员。韦伯记得她——因为她是唯一一个第一次罚点球就踢中右下角死角的孩子,不是他教的,是她自己选的。



    “踢。”莉娜说,“但我现在也会踢左上角了。”



    



    “伯格曼教练告诉我的。他说你把那件球衣留在了波鸿老家的衣柜里,谁都没给。”



    这天下午,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走进了工坊。她穿着德国女足的训练外套,扎着马尾,皮肤晒成小麦色。孩子们不认识她,但韦伯认出来了。



    “你要它做什么?”韦伯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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